"创业教父"季琦:每一次消费升级都是创业良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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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制度红利”和“全球化红利”叠加在一起,带动了中国的创业潮。另一个红利是“人口红利”,它甚至会孕育出“中国服务”大潮的奇观。

口述|季琦 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

我在10年间,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0亿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,许多媒体称呼我为“创业教父”。这个名称我担当不起,诚惶诚恐,经常调侃自己是“运气好”。但是,我的奇遇确实并非简单的偶然和单纯的运气,当今的中国,实在适逢创业的大好良机。我在10年内做了3家上市公司,也是中国创业机会多多的一个佐证。

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遍地是黄金的矿区,身边随时随地都是金块,你只要去捡,俯身就是满怀的财富。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,有机会,有能力的人,应该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创业浪潮中。否则,当你老了儿孙问你的时候,你会因为悔恨而抱憾终生。

80后、90后崛起:他们更爱消费

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:使用苹果手机的人群中,80、90后占到78%。刚开始还不太相信,回来看看华住的数据,大吃一惊:华住旗下酒店客人80后、90后客户比例,也已经接近70%。

我刚刚进入酒店连锁业的时候,实际上是以我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来考虑产品设计的。典型的客户原型是:三十几岁,男性,平头,大学学历,新秀丽旅行箱,商务休闲装,Tumi登山包,带IBM的笔记本电脑,商务旅行。酒店装修的风格、定价、免费互联网、大堂免费电脑、免费打印复印等服务,都是根据这样的客户原型设计的。

十几年过去了,当初留着小平头的IT男已经步入中年,再作为经济型酒店的典型客户就不合适了。在汉庭大堂里坐一会儿,你会发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居多。而且许多人看上去并非出差,可能是出来旅游,也可能是和女友浪漫幽会,或者是打了一个晚上的游戏,早上到酒店来洗澡休息......这些以80、90后为主体的消费者,出行的多样性增加,消费的冲动性增加,审美兴趣、价值取向也随之变化。

80、90后人群跟60、70后有很大的不同:他们更愿意消费;虽然大部分人收入不高,但是对生活的要求较高,他们不会过苦逼的生活;他们更加自我,爱好自由;心态更加开放积极,更加彰显个性……他们是一群不太一样的人。

我们也没有必要“谈虎色变”,这群新生代也是人,不是来自“星星”的客人。他们同样渴望被爱、被认可;同样是饮食男女;同样喜欢价廉物美的东西。不管是我们那个年代的60、70后,还是现在充当消费主体的80、90后,甚至未来的2000年后,人性是相通的。紧紧围绕人性本质里的东西做文章,就不会有偏差。

“制度红利”与“全球化红利”推动创业潮

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。100年前的中国,主旋律是推翻皇权、共和、革命;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主旋律是战争;而我那个年代出生的人,主要是文化大革命,游行、口号、大字报、揪出走资派。那时候如果有人说要创业,是天方夜谭。做点小生意,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,是要割掉的。

改革开放后,大家才从革命的浪潮中,开始关注民生,关注经济。跟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——中国的各项生产要素都被长期限制和束缚,中国的产品、商品、服务提供者几乎是空白。就像在一片原始的土地上开垦,资源丰富;就像在一片裸露的矿场上采矿,遍地都是黄金。稍微敏锐一点的人就能找到创业机会;稍微勤奋一点的就可以做得不错。创业成功的概率很大。这就是人们经常讲到的“制度红利”。

创业潮的另一个推手是“全球化红利”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、冷战思维的改变,世界经济正处在走出国家、走出地缘的全球化进程中。技术、人才、资金、品牌等关键生产要素,都不再局限在某个国家或地区,而是向发展快的、机会多的、利润高的地方流动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,无疑可以媲美早期的美国,成为人才、资金汇聚的新热点。

我创立的三个上市公司,都是靠国际资本来完成初始投资的。IDG、鼎辉、成为等VC、PE与天使投资人的资金来自全球各地,包括中国、美国、欧洲在内的股东都是我们的投资人。我们选择上市也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,大部分投资者是美国、欧洲的基金,当然也包括香港、大陆的中国投资者。

中国企业不仅可以非常方便地吸引到国际资本,人才的流动更是如此。改革开放初期,包括我在内的大学毕业生去美国留学是终极梦想。如果能在美国留下工作,拿到绿卡,更像是留在天堂一样。可现如今许多有抱负的留学生回到中国来就业、创业。比如我们的创业伙伴梁建章、沈南鹏,都是留学美国,然后放弃了薪酬丰厚的跨国企业工作,回到中国来创业发展。“制度红利”和“全球化红利”叠加在一起,带动了中国的创业潮。创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。

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服务”

另一个红利是“人口红利”。它不仅滋养出“中国制造”的盛况,而且会孕育出“中国服务”的奇观。中国曾经借助大量的廉价劳动力,成就了世界上“中国制造”的奇迹。神州大地到处是工业园,到处在开工厂、招商引资;从非洲酋长身上的衣服到美国圣诞节儿童的玩具,从欧洲游艇到苹果商店里畅销的iPhone,无一不是“Made in China”。

“中国制造”确实解决了许多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就业,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,也给国家带来了大量外汇储备;在土地财政之前,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也是靠制造业。但是,制造业可以造就少数富裕的企业主,流水线上的众多工人收入仍然不高,无法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准;凭借廉价劳动力、低廉土地、税收优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难以维续;同时,粗犷的发展模式给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,困扰许多城市的雾霾就是恶果之一。

因此,随着“中国制造”将广大中国人民从“温饱”带向“小康”,服务业的巨大空间显现出来。目前城市化人口超过3亿,跟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。未来中国城市化讲达到50%以上,城市人口将会超过6亿。这些人口基数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大国。这群人的消费将会带动世界上最大的服务业产业链。这就是我早在2008年提出来的“中国服务”概念。